我的2026年，是从一个好消息开始的。1月6日，我们牵头打造的“规范域外来‘丽’涉企执法”案例入选2026年度丽水“助企十件实事”。收到消息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灰白色的天空，心里先是高兴，随即又沉了下来——这张数字化的“防护网”织得越密，意味着我们的工作要越深入、越细致。
新的一年，我的工作正慢慢发生变化。
很多人以为，法制民警就是坐在办公室审案卷、抠法条。没错，这是我的基本功。但在我的日常工作里，它可能只占三四成。现在，我们需要更早地随警作战，说得更直接些，就是要学会用大模型和数字工具介入执法的全过程。所以我更像个“跨界”的“课代表”：一半精力在案件审核与执法监督上，另一半则用在如何用代码和算法让前者变得更精准、更高效、更智能上。
这种“跨界”，源于我有点特别的工作经历。我大学时在浙江警察学院学刑事侦查，2019年入警后在刑侦大队打过电诈，在派出所处理过家长里短，后来考取了法律职业资格和高级执法资格，2023年底来到法制大队。那时我是大队里最年轻的，面对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压力不小。
为了快速适应岗位，我用了最“笨”的办法：把成堆的过往案卷翻出来，一页页看，归纳常见问题，整理文书模板。我知道，自己肚里的“墨水”得赶紧补上。很快，我发现新时代对法制民警的要求变了，规范执法的标准更高了。要真正做到法治，不仅要懂法，还得懂“数”。
2024年初，我在执法监督管理时，随手抽检了一批多人赌博案的笔录。结果发现存在不同程度的表述不规范、关键内容有错别字等执法瑕疵，影响证据的证明力。
“笔录做完，自己都不顺一遍吗？”我问办案的年轻民警。
他脸上带着熬夜后的疲惫和无奈：“案子一个接一个，流程都走不完，时间紧，有些细节真是顾不上了。”
那一刻我意识到，传统的案卷审核有些滞后，法制的力量应该更早介入，即时服务实战。于是，我开始系统梳理各类常见案由的笔录“标准模板”，把它们像工具一样嵌入办案系统，供民警一键调用。更重要的是，我们抓住了法制大模型建设的契机。后来上线的包含“法眼金睛”在内的法制大模型，能在民警制作笔录时进行智能检核，并运用推理能力为民警提供后续询讯问策略支持。
2025年开始，我接到一线执法同事的电话越来越多。“这个新型诈骗案的取证重点该怎么把握？”“伤害案件的鉴定意见，从哪个角度审查更稳妥？”我发现很多问题是重复的。除了把问题汇总起来做成培训课件，一个更大的想法在我心里成型：能不能让系统成为一名“专家顾问”？
我开始尝试让大模型对办案系统里上传的证据材料进行基础的“三性”（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审查，并自动生成补证建议。最近，我在负责攻坚模型的一个核心功能：让AI学习如何理解案卷，并为民警下一步办案提供方向参考，然后自动撰写那段最考验功力也是最重要的“犯罪事实”。这不仅仅是为了减轻法制民警的审核压力，更希望给一线办案的兄弟姐妹配备一名随时在线、随问随答的“法务顾问”。
我走上法制这条路，妻子潘云璐是我的领路人。我和她是警院的同学。她在2021年进入法制业务线，是我的“前辈”。我最初考取法律职业资格，多少有点“不想落后”的心思。如今，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工作上的探讨。前几天，我们还为一起案件中嫌疑人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讨论起来。
“麻某投了案，但供述反反复复，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否认。我觉得这自首不能认定，毕竟我们也掌握了犯罪事实，他没给我们节省侦查资源。”我说。
“但你得综合全案情节来看。”她语气平和，“他在反复的过程中还是陈述了主要违法犯罪事实，只是在某些细节上存在反复，从宽严相济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可以认定自首。”
我们谁也没说服谁，但这种基于共同专业的“较真”让我觉得踏实。她说我虽然晚入行，却靠“沉浸式”学习的劲头成了她的“榜样”。其实我心里清楚，是她一直走在我前面，我才有不停往前的动力。
这种整天和法条、代码打交道的日子，也慢慢成了我生活的节奏。家在莲都、单位在缙云、经常跑省厅，我的日常就在这三点间不断来回。2025年夏天，女儿的到来成为我最珍贵的礼物。很多时候深夜加班回到家，我总要走到她的小床边待一会儿，看她睡得香甜，仿佛一天的疲累都被那双紧握的小手给攥走了。
10个月宝宝每天需要喝多少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