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众，软件开发权正在下放，编程变得像发微信一样简单；对于从业者，平庸的中间层正在消失，唯有那些能驾驭AI、一人抵一军的“超级个体”，才能立于潮头。

作者 |高智谋

      编辑 | 硬 AI

硅谷正在疯抢一种被称为“Cracked Engineers”的新物种。

在AI淘金热笼罩下的湾区，传统的招聘逻辑正在失效。机器人初创公司Gradient的联合创始人J.X. Mo直接取消了公司的实习生招聘计划。理由简单而残酷——没人足够“Cracked”。

在他看来，在AI辅助编程的时代，如果一个新人不够“Cracked”，不能如游戏高手般状态炸裂、技术精湛且不知疲倦，就不配拥有一张工牌。

在AI把编程的门槛无限拉低的今天，全球软件行业正在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

一方面，编程的门槛正在无限降低。得益于Claude、ChatGPT等工具，不懂代码的普通人开始通过自然语言构建极度个性化的“微应用”（Micro Apps），软件正在从一种需要购买的“商品”变成一种可以自制的“工具”。

另一方面，专业工程师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在硅谷，初创公司正在疯抢前文提到的“Cracked Engineers”（硬核工程师）。这群年轻人利用AI将个人产出放大至极限，试图以一人之力替代整个传统开发团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你需要一个软件来解决特定问题，通常你会选择是去App Store下载或购买SaaS服务。但现在，一种新的消费习惯正在形成：自己造一个，用完即走。

这种由非专业开发者构建的软件被称为“微应用”（Micro apps）或“一次性应用”（Fleeting apps）。它们的特点极其鲜明：场景极度垂直、解决即时痛点，且往往不具备商业推广意图。

霍华德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Legand L. Burge III将其比作社交媒体上的快闪趋势，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是软件本身——“当需求消失时，软件也随之消失。”

Rebecca Yu的故事极具代表性。

为了解决朋友聚餐时的“选择困难症”，她在没有任何技术背景的情况下，利用Claude和ChatGPT，仅用七天时间，她就“搓”出了一个名为Where2Eat的Web应用，这个应用能根据她和朋友们的共同兴趣推荐餐厅。

在过去，这往往需要雇佣专业的全栈工程师，或使用复杂的低代码平台才能完成。

Rebecca Yu说：

“一旦我学会了如何高效地向AI提问（Prompt）并解决问题，构建过程就变得容易多了。”

（1）填补Excel与SaaS之间的真空

贝恩资本风投（Bain Capital Ventures）合伙人Christina Melas-Kyriazi敏锐地指出，微应用正在填补“Excel表格”与“全功能SaaS产品”之间的巨大市场真空。就像当年Shopify让开店变得简单一样，AI正在让软件开发变得像做表格一样随意。

人们开始为极其垂直、甚至可以说“琐碎”的需求定制软件，类似的案例正在硅谷爆发式增长：

• 医疗记录： 软件工程师James Waugh为患有心悸的朋友开发了一个简单的日志记录器，专门用于向医生展示心脏数据。

• 生活琐事： 媒体策略师Hollie Krause因为不喜欢医生推荐的App，自己动手写了一个过敏症追踪应用。她形容其开发速度之快：“我丈夫出门买个晚饭回来的功夫，我就写完了。”

• 一次性娱乐： 创始人Jordi Amat为家庭假期聚会开发了一款网页游戏，假期一结束，这个App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被直接关闭。

• 恶习追踪： 一位艺术家甚至开发了一个“恶习追踪器”，专门记录自己周末抽了多少水烟、喝了多少酒。

（2）“用完即走”的商业悖论

SBS Comms副总裁Darrell Etherington预言，未来人们将停止订阅那些按月收费的工具应用，转而根据具体需求，利用Claude Code、Replit或Bolt等工具“自给自足”。

然而，这股浪潮并非没有阻力。虽然Web应用的开发门槛已降至零，但移动端App仍面临“苹果税”的阻碍——每年99美元的开发者账号费用对于一个“一次性应用”来说过于昂贵。

不过，资本市场已经嗅到了机会，像Anything（获1100万美元融资）和VibeCode（获940万美元种子轮融资）这样的初创公司，正致力于解决移动端“Vibe Coding”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当然，这些个人开发的软件在质量、安全性和维护上存在天然缺陷，它们注定无法规模化销售。但对于创造者而言，它们不需要服务大众，只需要服务自己——这本身就是对软件产业原有供需关系的颠覆。

如果说微应用是编程门槛降低的产物，那么“Cracked Engineers”就是专业从业者激烈竞争的缩影。

“Cracked”一词源自游戏圈黑话，形容那些操作神乎其技、状态“炸裂”的高手。

在如今的硅谷，它被用来定义AI时代最理想的软件工程师形象：年轻（通常20多岁）、极度渴望成功、技术嗅觉敏锐，且能利用AI工具实现惊人的产出。

机器人初创公司Gradient的联合创始人J.X. Mo最近做了一个残酷的决定：取消实习生招聘。在面试完申请者后，他发现“不值得浪费时间”——因为没人足够“Cracked”。

在AI淘金热的背景下，初创公司追求极致的人效。Turing公司CEO Jonathan Siddharth认为，借助AI，一个小而精的团队完全有可能在一年内将营收做到1亿美元。创始人不再需要按部就班的平庸代码工人，他们需要的是特种部队。

这里的“Cracked Engineers”与我们熟知的两类人有着本质区别：

1. 他们不是“Vibe Coders”：Vibe Coders往往缺乏底层技术根基，只是AI的“提示词操作员”（Cursor Jockeys）。而Cracked Engineers拥有深厚的技术造诣，他们利用AI大幅提升效率，但同时具备审查和修正AI错误代码的能力。他们是驾驭AI的骑手，而非乘客。

2. 他们不是传统的“10x Engineers”：上一代科技圈推崇的“10倍工程师”通常在30岁以上，就职于Google等大厂，遵循流程，甚至对AI编程工具持保留态度。而Cracked Engineers更年轻、更具反叛精神，他们对大厂的政治斗争不感兴趣，信奉“工作即一切”。

“一人顶一队”正在成为现实。

Intology的CEO Ron Arel指出，几个极度专注并善用Claude Code的人，现在的产出能超过以前没有AI辅助的15人团队。

Far.AI的联合创始人Adam Gleave透露，他的一名员工在AI辅助下，仅用几周时间就完成了原本需要开源社区耗时一年才能完成的大模型微调软件原型。

这种高产出往往伴随着极致的工作强度。这些工程师普遍接受甚至推崇“9-9-6”的工作模式（早9晚9，一周6天），因为他们深知在AI竞赛中，慢一步就是淘汰。

PostHog的联合创始人James Hawkins这样描述他们：

“他们不在乎办公室政治，不在乎穿衣打扮，甚至不修边幅。工作成果说明了一切。”

然而，这种对“超级程序员”的狂热追逐也暗藏隐忧。

孟罗风投（Menlo Ventures）的合伙人Deedy Das观察到，一些年轻工程师为了显得“Cracked”，开始刻意表现出反社交倾向，使用晦涩的语言，或者为了工作放弃所有爱好。他提醒道：

“最有效的技术领袖往往是善于沟通的，这不是一个单人游戏。”

招聘专家Kelsey Bishop更是直言不讳：许多创始人试图用招聘一个“Cracked Engineer”来掩盖商业模式的缺陷，“他们把这当成一种创可贴，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当AI编程变得越来越容易，中间地带正在消失。

对于普通用户，软件开发权正在下放，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的“产品经理”；对于专业领域，门槛正在被无限拔高，唯有那些能驾驭AI、将肉体与算法结合的“超级个体”，才能在激烈的淘金潮中生存。

这是黄金的时代，也是残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