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量刑辅助的前世今生:从逻辑代码到智能体时代

计算机介入量刑并非一蹴而就，其技术脉络经历了从“检索”到“推理”的深度演进。

1949年，Lee Loevinger提出了“计量法学”（Jurimetrics）概念，主张用统计学等定量方法解决法律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法律检索技术（CALR）开始萌芽，虽然当时的系统极为原始，但它开启了用机器处理海量法律文献的先河。这些工作为后来司法智能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7年，由“法律AI之父”L. Thorne McCarty开发的TAXMAN项目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系统首次尝试将复杂的美国公司税法概念（如公司重组条款）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规则和符号表示，使机器可以在领域内进行“法律推理”。TAXMAN证明了法律规则可以被结构化为逻辑指令，这种“法律逻辑建模”的思路直接启发了后续的规则引擎开发。

20世纪80年代，利用“知识工程”模拟专家决策的法律专家系统（Legal Expert Systems）进入爆发期。

编码法典：1981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研究团队Marek Sergot、Robert Kowalski等人利用Prolog语言将《英国国籍法》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逻辑编码，成为计算法律史上引用最广泛的案例之一。它将一部真实的复杂立法文本转换为机器可执行的逻辑规则，验证了逻辑编程（尤其是Prolog）在表达和应用法律法规方面的可行性。

HYPO系统：针对法律条文的模糊性，Kevin Ashley开发了基于案例推理（CBR）的HYPO系统。它通过分析历史判例的维度进行类比，模拟律师在对抗性环境下进行案例比较与论证的逻辑，而非单纯执行死板的规则。

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PSA（公共安全评估）和COMPAS（替代性制裁犯罪矫正管理剖析软件）为代表的精算式工具在美国广泛应用，旨在通过统计模型量化被告人的再犯风险以辅助量刑决策。然而，这类工具因“算法黑箱”以及训练数据中潜藏的种族偏见问题，在国际上引发了关于技术干预司法公正的持久伦理争论。

中国的技术探索几乎与世界同步。1986年，由朱华荣、肖开权主持的“量刑综合平衡研究及辅助量刑专家系统”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科研重点项目。该系统建立了盗窃罪的量刑数学模型，我国法律领域专家对借助计算机辅助司法做出的大胆尝试。

2006年，山东淄博淄川区法院引入了“电脑量刑”软件，通过录入要素自动计算刑期，开启了国内实务应用的先河。

2017年，海南法院上线了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系统，并于4月起在15家法院试运行，后向全省推广。

此外，北京、上海等地也都有量刑或刑事案件办案智能辅助的探索。

目前司法实践中，计算机智能量刑辅助的实现路径主要分成两类：

这类工具严格遵循刑事法律法规的逻辑，帮助法官完成量刑的规范化计算。

优点：计算过程可视化、有据可查，能有效压缩裁量权的恣意空间。

缺点：存在明显的“知识获取瓶颈”，规则维护成本极高。由于高度依赖人工勾选要素，法官往往反映这类系统在办案中“不省时间”，甚至增加了“填表”负担。

综合来看，这两类路径分别从“规则计算”和“经验参照”两个方向回应了量刑规范化的现实需求，但都未能真正贯通从案件事实理解、情节认定到量刑结论形成的完整决策链条。前者强调可计算性与可解释性，却受限于高昂的规则建模与维护成本；后者依托数据规模与统计分布，能够呈现裁判实践的整体图景，却难以给出针对个案的可推演结论。二者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并行而分离的状态，既相互补充，又各自受限。这种结构性瓶颈表明，原有技术路线不足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智能量刑”，也为引入能够同时理解事实、整合规则并进行推理的新一代技术范式，留下了现实空间。

随着大语言模型（LLM）的爆发，智能量刑的新技术范式浮出了水面。大语言模型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和推理能力，可以让计算机更准确地理解犯罪事实并进行情节认定；而大模型独有的生成能力，还可以让智能量刑的输出不仅仅是苍白的数字，而是有理有据的分析；此外，RAG（检索增强生成）技术还可以将实证分析更好地融入量刑推演中，使得整个过程更具说服力。

2026年1月24日，中国法律智能技术评测CAIL 2025在上海落下帷幕。麦伽智能赞助并组织了其中的“量刑情节识别与刑期预测赛道”。本届评测中，共有来自全国的122支队伍参与这一赛道的竞争。其中来自浙江大学与阿里巴巴通义实验室的队伍获得了一等奖。他们的方案模拟司法实践流程， 通过定罪、地区识别、法条匹配、类案检索等多个智能体的协作，实现量刑情节的准确识别和刑期区间的预测。

麦伽智能也基于LegalOne一律法律大模型，研发了一款基于智能体驱动的全链路智能量刑辅助系统“一律可量”。它突破传统量刑工具仅提供局部辅助的局限，不仅能给出量刑计算的过程和法律依据，还将基于类案的实证分析结果融入其中，实现"理论计算+实证校验"的双重验证。通过多模型协同与智能体协同网络，实现从案件事实解析到量刑报告生成的端到端自主决策，让计算机量刑辅助进入智能体时代。

从早期的逻辑代码到如今的智能体，技术从未试图取代法官，它存在的意义，是让每一份判决都能在理性的光芒下，经得起法律与时间的检验。